“大學生村官”王賀現在不是很樂意接受媒體的采訪。除了因為曾有報紙將他略胖的身材形容為“身材單薄”外，他還有其他顧慮：“被媒體越抬越高，萬一失敗，我怎么收場？”

王賀，2006年畢業于北京農學院政法系法學專業，當年3月到北京延慶縣康莊鎮三街村任村主任助理。上任后不久，王賀便開始在三街村黨支部書記家 16 平方米 的小菜園試種“七彩甘薯”。2007年，在王賀的奔走下，全鎮試種“七彩甘薯”48畝并喜獲豐收，種植戶畝均收益超過2000元，是往年種植玉米所獲收益的4倍多。今年，康莊鎮將“七彩甘薯”的試種面積擴大到200畝，并將其列為鎮政府主抓的重點工程。

“農村沒什么不好”

記者：你家也是北京的，畢業后為何選擇做“村官”呢？

王賀：我家是密云農村的，我覺得農村沒什么不好，人際關系簡單，空氣環境也好，城里人還搶著到郊外買房子呢。國家給我們大學生“村官”的待遇也不錯，和在其他單位上班沒有多大區別，我們只管放開手腳去干事，干好農村工作，同樣能實現自身的價值。

記者：你們是被隨機分到各村的嗎？

王賀：不是，是按所學專業分的。我的專業是法學，分到三街村，是因為鎮里惟一的商業街就在我們村，老百姓由農民變成經營者后，經常會遇到法律問題，我就負責宣傳和解釋一下，順便當個“法律顧問”。我現在常幫他們寫合同、協議什么的，不管是村里，還是鎮政府，我是隨叫隨到。

回母校取經

記者：你是學法學的，怎么想起要種甘薯呢？

王賀：剛來村里一個月的時候，我對這里的土質、種植情況摸了一下底，發現這里種的大多是玉米，效益不高。我回母校找到研究大田作物的 陳學珍 教授，她說像我們村這種土質最適合種“七彩甘薯”。這是一種新興作物，效益非常可觀。

記者：于是，你就一炮打響了？

王賀：2006年“五一”，我抱著15多公斤重的種苗箱，坐了5個小時的車，從密云回到村里。村支書把他家門前長 8 米 、寬 2 米 的小菜園給我種“七彩甘薯。”沒想到，當年10月， 16 平方米 菜地里產出的“七彩甘薯”有50多公斤。照此推算，“七彩甘薯”畝產量可達到 2000 公斤 ，而玉米畝產只有 600 公斤 左右，且“七彩甘薯”目前的價格是玉米的4倍多。我就給鎮黨委副書記賀利寫了一個報告，建議在全鎮推廣種植“七彩甘薯”。

記者：鎮領導態度如何呢？

王賀：相當支持。去年，全鎮推廣種植48畝，二街村村民張建軍在自家葡萄地里套種，搞立體種植，兩畝葡萄地產了5000多公斤。大家看著花花綠綠的甘薯覺得很新鮮，還沒出地頭就賣光了。除去送人的1/3，還收入9000多元呢！今年他打算繼續種。現在村里其他人對此也都很感興趣，大家躍躍欲試。

做大后有壓力

記者：看到自己的工作有進展，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王賀：說句心里話，壓力挺大的。我當初并沒有想到會搞這么大。以前種植量小，技術指導、銷售等可以盡在掌控。但現在規模這么大，萬一賣不出去怎么辦？萬一雨水多，都爛了怎么辦？或者碰上交通管制，運不出去，再或者受到外地甘薯的沖擊，怎么辦？是我鼓動老百姓種的，如果他們賠了，不找我找誰去？耽誤他們一年收成不說，我的工作也干砸了，別想在這再干下去了。

記者：如果出了問題，你想過該怎么應對嗎？

王賀：干事有風險，但不干也不成。把事情多往壞處想想，也利于防患于未然。我在網上開了博客，專門介紹和推銷“七彩甘薯”，也通過網絡做成了不少生意。現在見到同學或朋友，我都會讓他們幫著賣。

“需要我，我就不走”

記者：如果3年任期內項目沒搞完，你怎么辦？

王賀：干事業不是三年一定能干完的，沒準干了5年或者10年才出成績，給“村官”的幾條出路里，有續簽合同這一條。只要這里還需要我，我就會一直干下去。我是個比較沉穩的人，不怕在一個地方呆好多年。

記者：近期有什么打算？

王賀：等全鎮的甘薯種植達到千畝以上，有一定規模的時候，本地市場逐漸飽和，效益也會降低，所以，我已建議鎮里考慮建個深加工廠，提取色素等有用物。

■采訪札記

王賀給人的印象是：話不多，內向，但肯干。他對自己的分析是：喜歡選準一個方向，能走多遠就走多遠。

有村民曾和他開玩笑說，要給他找個本村姑娘，將他“吸收成本村人”。王賀說，農村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樣，同樣能干出成績，只要康莊鎮的甘薯產業還需要他，他就會一直在這里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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