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農學院院長 王有年 教授：

把“以人為本”作為農村發展的準則

    北京作為我國的首都，同時也是世界性的大城市，其農村發展起步較早，發展水平也較高，對其他地區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借鑒意義。
    從事農業工作近40年的北京農學院院長王有年教授長期以來一直關注農村發展問題，日前他在接受《科學時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當前我國農村發展中的難點、重點和熱點分別是提高農民素質、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結構調整三個方面。
    他指出，農民素質不高、農村人才隊伍亟待健全已成為當前制約農村發展的嚴峻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以人為本”對農村發展就有了特殊意義，我們不但要把科學發展觀對“以人為本”的要求作為發展的準則，更要清醒地認識到人才問題已成為農村發展的核心問題。
    變“輸血”為“造血”
    完善農村人才隊伍

    王有年介紹，農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較低，不易接受外來新鮮事物，是北京農村的一個客觀情況。
    “許多京郊農村的農民都來自外地，文化水平相對較低，耕種方式也較為傳統。”他說，“我們一些專家經常會到農村去指導他們進行現代化農業生產或建議他們轉向經濟效益更好的作物類型。但很多情況下他們并不接受，有些接受了的也是專家一走就又開始走老路子，不能形成持續性。”
    針對這種情況，王有年提出，解決農村的人才問題，需要從培訓農民的角度入手，變“輸血”為“造血”，建立真正扎根農村、服務農村的農業人才隊伍。
    據了解，北京農學院在這方面有過很多嘗試，有些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取得了寶貴的成功經驗。
    2006年，北京農學院與延慶縣合作，實施了以個性化服務為特色的農村實用人才培養“1＋1＋X”科技培訓工程。第一個“ 1” 指建立一支以北京農學院專家為主的市屬專家隊伍；第二個“ 1” 指建設一支延慶縣拔尖專業技術人才隊伍（或協會，或專業合作組織）；“X”是指延慶縣若干名農村實用人才。
    “通過培訓當地農民和直接輸送人才，我們對建立扎根農村、長期服務農村的農業人才隊伍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和摸索，并已形成很好的模式，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王有年說。
    “在培訓的基礎上，我們還要樹立‘培育’農民的意識。”他進一步說道，“培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農民的知識水平，但從長遠來看，培育出高素質農民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在這方面，大學生村官制度的建立意義重大。”
    他指出，培育農民是一個長遠的戰略，不能急功近利。應從引領和帶動農民增強發展意識入手，逐步實現。
    大學生見多識廣，思想相對開放，接受能力也較強。大學生村官能夠為農村注入新鮮血液，把科技興農的意識帶入農村，引領農民前進，促進農村發展。
    但他同時也指出，合理的政策支持不但能解決大學生的后顧之憂，使他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農村建設的工作中去，更能吸引更多的高素質人才到農村去從事農村工作，為農村發展服務。
    “這就是我們一直提倡的‘扶上馬，送一程’。”王有年說，“送一程不單指保證大學生村官的待遇和指明未來發展的方面，還應包括為其提供再教育、再提高的機會，使他們做到工作與學習互相促進，以更好地完成本職工作。”
    “三創”應得到格外重視
    王有年指出，隨著我國國力的增強，國家對農業的重視程度也不斷加大，農業科研的水平已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產生了很多的農業科技成果，但成果效益差、轉化率低也是我們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
    因此，他特別提出在農村發展中需格外重視對“三創”工作的支持，即創新、創造和創業。
    創新主要包括對國外引進的先進技術進行再創新和對現有技術的組裝再創新，以及更為重要的自主創新。
    “現在，我們還需進一步加大政策對自主創新支持的力度。”王有年說，“自主創新不但切合當地實際，而且更可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產生更大的經濟效益。”
    創造則主要指科技成果轉化，即把研究成果物化為產品。
    王有年認為，農業研究成果應力爭做到使農民“四能”，即能看、能學、能干、能賺。而要做到這一點，以效益為紐帶，把成果庫與示范區進行連接是可行的辦法。
    “建立示范區，讓農民可以看得見，學得著。以示范區的經濟效益吸引農民來模仿和實施是當前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水平的有效途徑。”
    創業，特別是大學生到農村去創業則應成為當前形勢下政策重點支持的內容。
    他說，眼下金融危機的影響愈加深遠，農村市場的潛力在這種形勢下顯得格外誘人。如果政策能夠適當支持，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下到農村去創業，這樣不但可以吸引人才，促進農村發展，更有利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加快農業產業化步伐，對農業發展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這方面，對土地流轉經營設立學歷門檻等政策可以嘗試。”他建議。
    產業結構調整是當前重點
    “產業結構調整包括農業和農村兩個層面的內容，都需要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王有年說。
    從農村的角度來說，產業結構調整要解決的是種什么和怎么種的問題。在這方面，應由政府、協會和專家聯手，從市場需求出發，對農民進行積極的引導和指導。
    而且，小農經濟通常產業化水平低、經濟效益差。由協會和合作社出面，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進行規模化生產將會取得良好效果。
    “比較成功的例子是北京市懷柔區的板栗產業協會，他們組織各板栗種植戶，以團體的形式對外進行產品推介等活動，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介紹說，“此外，在集體進行農資采購以降低價格、避免購買到假農資產品等方面，協會都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
    而從農業的角度考慮，產業結構調整則應著眼于確立地區產業發展方向、對地區農業發展進行規劃等方面。
    “現代農業具有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特點，但由于地區差異的存在，各地區發展方向又有所不同。”王有年指出，“對北京來說，都市農業的特性決定了其未來應把優質、生態和安全作為農業發展的主要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質量監測和科技支撐必不可少，科技將在其中發揮重大作用。”
    “整合資源，形成合力，建立‘政、產、學、研、推’五位一體的發展體系應是下一步工作的重點內容。”王有年說。
    他解釋，政是指政府出面建立農業技術推廣站等公益性的技術推廣平臺；產指以產業體系建設為抓手，促進產業發展；學指大學和科研院所要盡可能多地提供技術支持；研指研究成果，特別是自主創新的科研成果；推則是指把研究成果進行推廣，切實使研究成果實現產業化。
    “這五個方面都是影響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而與此同時，農民素質的提高將是北京農村發展的根本保障。”他說。
    “新農村建設的目標是農民增收，但農民增收是一個系統工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不斷地摸索和嘗試。”王有年認為，“北京在這方面已經走在了其他地區的前面，已經積累了很多經驗，可以推而廣之，供其他地區借鑒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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