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是世界糧食日。您恐怕沒有想到，在中國古代，“棗”是“木本糧食”、“鐵桿莊稼”，和米、面同等重要。

棗是水果，還是糧食。

《戰國策》載，蘇秦曾對燕文侯說：“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于民矣”。早在2000多年前，棗已被作為重要的木本糧食。

現代營養學研究證實，棗的含熱量幾乎與米、面相近，故可代替糧食。

荊棘中馴化名棗近千種被譽為“中國人的圣果”

棗有兩個英文名字，“Chinese jujube”和“Chinese date”，在外國人的眼中，“棗”是上帝賜予中國人的“圣果”。

棗是酸棗的變異類型。酸棗是一個龐大的植物群落。從我國各地相繼發現的棗化石看，在山東臨朐縣曾發現距今1200萬年-l400萬年的酸棗葉化石，其形態與現代的棗和酸棗葉片基本一致，說明我國至少在1200萬年以前就有了酸棗（棗），且分布范圍較廣。而國外迄今未見有棗和酸棗化石的報道。

而我們現在所吃到的棗，則是祖先們從野生酸棗中選優加以馴化、保護和管理，使之變成現在棗的栽培品種。20世紀70年代，科研人員通過河南密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出的炭化棗果和棗核推測，我國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已開始采集和利用棗果了。

有關專家對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2169年前）、湖北荊州江陵西漢墓（2150年前）及湖北隨縣曾侯墓出土的棘果實及核進行鑒定，當時的棘就是現在的栽培棗，從而說明兩千多年前，人們已經開始食用栽培棗。

中國栽培棗的歷史可以上溯到3000年前。《詩經》中，已經有了關于棗的記載，并且和酸棗分開描述。尤為關鍵的是，這部歷史文獻中，有“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的詩句，表明遠在公元前11世紀到前6世紀，棗則已經成為定期采收的栽培作物。另一個佐證是，成書于東周（戰國時期）的《黃帝內經》中提到“五果：棗干、李酸、栗咸、杏苦、桃辛”，說明2500年前，棗就與李、杏、桃、栗一起成為了重要的果品和中草藥。

我國古代在棗的栽培上非常重視品種的選擇。《齊民要術》中說古人“常選好味者，留栽之”，即進行品種選優和馴化栽培。在《爾雅》中記載有11個品種，到元代柳貫寫的《打棗譜》已搜集到73個品種，有的還記述了其形狀和產地。我國著名棗樹專家曲澤洲教授綜合各古籍中所記載的棗品種，除重復者外共有109個。

1993年出版的《中國果樹志·棗卷》記載棗品種749個。劉孟軍教授在2009年出版的《中國棗樹種質資源》一書中指出，迄今已經發現和記載的棗樹品種和優良類型近1000個。

棗文化底蘊深從災年救命糧到婚慶吉祥物

棗是滋補食品，民間早有“五谷加紅棗，勝似靈芝草”之說。

在傳統食品中，棗粽子、棗年糕等各種糕點，各具風味。棗還可加工制成蜜棗、醉棗、棗罐頭等食品；并可配制棗醋、棗汁、棗酒、棗茶等飲料，或制成棗泥、紅棗香精等香料和加工食品的配料。

棗在中國人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勤勞的中國人，培育了一批批各地名棗，如北京的密云小棗、河北的贊皇大棗、山東的樂陵小棗、陜西的大荔龍棗、浙江的義烏大棗等。

在中國人心目中，棗又象征著吉祥與幸福，是禮儀慶典上的必備之物。最常見的習俗便是婚禮上關于“早立子”的祈福，一般是由德高望重的老人，在新婚夫婦的床頭被角放上幾顆棗和栗子，取其諧音“早立子”，以求早生貴子，多子多福。

棗樹的栽培，是與當地的文化和歷史進展分不開的。茌平縣志記載，晉文公重耳登基前，曾在茌平縣避難躲身，他不思飲食，日漸消瘦。眾鄉親便把收獲的博陵大棗贈與重耳品嘗，沒想到食后胃口大開，重耳的身體也日漸好轉。此后，重耳卻始終忘不了博陵大棗的香甜，并向大臣推薦“此為救命棗”，“日食博陵棗，終生不見老”，從此以后，老人、病人、婦女坐月子必食該棗，博陵大棗在皇宮、在民間均流傳開了。博陵大棗每年要進貢朝廷。

棗樹極強的適應性表現在無論何種瘠薄的土壤，無論多么惡劣的氣候，在種植其他作物產量無幾時，栽種棗樹卻能有較好的收成。自古至今，我國農民，特別是身處生態條件惡劣的山地、坡地、沙地、干旱、寒冷地區的農民都重視棗樹的發展，并把棗視為珍貴的食品，在食物結構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古代的帝王們，則把棗作為富國強民的工具。春秋戰國時期，棗已被作為重要的木本糧食而受到重視。《史記·貨殖列傳》中有“安邑（今山西運城地區）千樹棗……其人與千戶侯等”的記載。《齊民要術》記載“旱澇之地不任稼者，種棗則任矣”。

鑒于棗是“木本糧食”、“鐵桿莊稼”，歷代王朝多于災荒過后，為發展棗樹發布詔書。河間府志記載了一道明皇帝朱元璋的詔書，他讓當地農民按丁分配栽棗樹任務，并詳細規定育苗和栽植數量等，如違旨則全家發到云南充軍。

大災之年，棗也確實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以山西的呂梁地區柳林縣為例，該縣1924年2月至8月，整整半年沒有下雨，農作物收獲時顆粒全無，但大旱之年紅棗卻獲得了豐收，農民用紅棗度過了災年。同山西呂梁一樣，河北滄州地區“自古草澤之地”， 但金絲小棗卻有悠久的栽培歷史，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便已廣泛種植。

由于受到廣泛歡迎，目前全國棗樹栽培面積已達150萬公頃，棗果年產量在300萬噸以上，占世界棗產量的99%以上。除黑龍江外，全國各地均有分布。

傳鄰國播歐洲  40多個國家種植中國棗

棗還作為中國的友好使者，走向了世界。現在世界各國栽培的棗樹，幾乎都起源于中國，并且直接或間接地引自中國。

起初，棗先是傳到與我國相鄰的朝鮮、俄羅斯、阿富汗、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及泰國等地；隨后向歐洲傳播，沿著絲綢之路被帶到地中海沿岸各國。

棗在美國栽培較晚，是1837年由歐洲傳入的，所以現在美國和法國的著作中，仍引用我國的郎棗或梨棗等原來品種名。日本沒有原生或野生的棗，自古栽培的棗樹都是從我國引進的（大約在9世紀以前）。在《和名類聚抄》上棗的和名為“奈豆女”或“奈都女”，指的是干棗，鮮食棗稱作“奈未奈都女”。在日本的古文獻《三代實錄》(908年)上就已記載了“光考天皇仁和二年（887年）從信濃國進貢梨和大棗”。此后在日本奈良朝、平安朝時代的栽培果樹中都記載有棗，說明日本栽培棗的歷史在千年左右。但其對棗的改進和推廣較慢，據統計在1959年-1964年間日本輸入干棗約4000噸，目前仍依靠進口。在日本的原始材料圃中目前仍有郎家園等幾個棗品種。

20世紀50年代，前蘇聯曾大量引進我國棗的品種，美國也先后引進了200余個優良品種。目前棗樹已遍及五大洲的40多個國家和地區，棗果的獨特風味、保健價值以及良好的適應性和豐產性，日益引起各國果樹專家和果樹種植者的極大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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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棗樹鑒證歷史

北京栽培棗樹的歷史悠久，至今還保存著不少珍貴的古棗樹和名棗樹，成為活的標本和歷史鑒證。

“一棵是棗樹，還有一棵也是棗樹”，魯迅先生在《秋夜》里提到的北京故居院中的那兩棵棗樹。如今，原地的棗樹仍枝繁葉茂，果實累累。

昌平桃洼鄉王莊村的“酸棗王”，樹高14米，樹冠擴展，已成為大喬木，故稱之為“王”；比“酸棗王”更為古老的，是崇文區原上堂子胡同14號院內的酸棗樹，株高21.3米，干周4米(距地1.5米處)，樹齡在千年左右，現每年仍結果。而大興區黃村鎮洪村一株樹齡在500年左右的洪村白棗，每年都碩果累累且品質優良。這些活的標本，不僅說明北京地區栽培棗樹的歷史悠久，而且對于研究棗樹的壽命、進化和特性等方面也都有很高的價值。

延伸閱讀

北京地方名棗達45種

北京是古代棗樹栽培中心之一。

北京的栽培棗，多是由野生的酸棗(棘)演變而來。一些品種已有千年以上的歷史，如白棗、酸棗、無核棗及葫蘆棗(古邊腰棗)等，在《爾雅》中已有記載。著名的密云小棗、牙棗和匾棗等，在元代的《打棗譜》和《析津志》中曾有記載。1988年編寫的《北京果樹志·棗志》收集到北京的棗品種有45個。

鮮食棗產區首推郎家園。郎家園棗的種植很普遍，至20世紀40年代初尚集中栽植有郎家園棗樹近百株。海淀區北安河一帶也是棗的集中栽培區，一些優良的鮮食棗品種，如海淀白棗、馬牙白棗、北安河脆棗、香山小白棗等均產自這里。豐臺區長辛店一帶栽植有較大數量的長辛店白棗。大興區洪村的洪村白棗曾有較大面積的種植和商品棗生產，目前洪村尚存幾十年生到幾百年生的集中連片大棗樹。大興區的榆垡是著名的加工棗品種大糠棗產區，纓絡棗也有較大面積的種植。

密云西田各莊的密云小棗、昌平西峰山的西峰山小棗、門頭溝太子墓的太子墓棗、平谷蘇子峪的蘇子峪蜜棗、房山北車營的北車營小棗，分別是著名的制干棗品種的主產區。

近些年，北京在著力恢復發展傳統地方特色品種。朝陽區在王四營已建成500畝郎家園棗主題郊野公園，孫河的3000畝郎家園棗休閑采摘園。此外，通州區正在建設老北京名棗園，豐臺區的長辛店白棗、昌平區的尜尜棗、海淀區的北安河脆棗、平谷區的蘇子峪蜜棗、懷柔區的懷柔脆棗等，目前均有較大規模種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