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節，北京農學院的師生又想起他們尊敬的老師金文林。

　　“我和金老師未曾謀面，但我還是忍不住悲慟。從所有與他接觸的師生中，都能聽到稱贊他的話，可是，我多想見他一面，聽聽他的講課，但再沒有機會了。”一位學生的話，打開了許多人的記憶之門。

　　“我是一名教師，我要對學生負責”

　　這是金文林常說的一句話，也是他視作人生的最大責任與義務。

　　1982年，金文林從南京農業大學畢業后來到北京農學院，走上了三尺講臺。在二十多年的教學過程中，他以學生為本，對學生負責是金文林所秉持的原則。

　　“跟金老師做畢業論文是最難過關的了。”這是他學生的切身感受。一篇論文要改個五六遍，直到把學生的潛力挖出來。但是同學們都喜歡跟著金老師做，因為這樣收獲大。

　　“金老師給我們修改文章的時候連標點符號都改，他通常并不直接在原文上改動，而是用紅線把他覺得有問題的地方劃出來，在空白處寫下他的意見，等你去找他詢問的時候，不僅能看到他修改后的效果，還能看到你原來的文章是什么樣子，可以做一個對比。慢慢的，你就會發覺自己在進步。”金文林的學生王瑜說。

　　完成畢業論文，實驗少不了。相比于其他課題，選擇小豆作為畢業論文的學生是很辛苦的，學校里流行這樣一句話：“要看苦不苦，就去問問小豆組。”

　　從六月播種，到八月雜交，再到十月收獲，整個夏天，學生大多數時間是頂著驕陽在田地里度過的。而每次做實驗，金文林必定來到試驗田，手把手地指導學生。播種時，學生在前面播種，他在后邊檢查。學生經驗不足，經常把種子撒得不均勻，他就跟在后面把過密的種子一粒粒挑出來，稀疏的一粒粒抹下去，細致到種子擺成一條直線。雜交時，八月正是北京的炎夏，他帶著學生耐心細致地給每一顆小豆作雜交試驗，一天下來常常是眼花頭暈。收獲時，他是帶著學生早上五點半下田干活，直到太陽西沉才收工。

　　有人問他為什么這么認真，金文林說：“畢業論文是對學生四年學習能力和成果的檢驗，是大學四年的總結，也是對專業知識的匯總。我身為老師，必須對學生畢業論文負責，這是我的本分。”

　　“放下架子，提升境界，方能解小豆之謎”

　　這是金文林的人生格言，他常說，育種是科學也是藝術。二十多年來，這位視育種為藝術的科研者用一生的精力譜寫了小豆研究之路。

　　在同事和學生的眼里，金文林是“戴著草帽、挽著褲腿的育種專家”。這位專家一進實驗室，就忘了時間，經常從早晨六點多一直干到晚上十二點，熬夜也成了家常便飯。金文林和學生開玩笑說：“冬天里，學校供暖氣一般凌晨三點停氣，五點開始供暖。”而他最喜歡的地方，除了實驗室就是試驗田。同事們說他只要一提下地，兩眼都放光。

　　1995年6月的一天，金文林和同事一起帶著學生到試驗田播種，準備把種子整理出來后擺放在試驗區里。可是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了大雨。“收種子肯定來不及。種子又不能被水泡。有的種子很稀有，大雨一沖就沒了。那可是我們一年的心血。”當時和金文林一起播種的雷廣軍說。

　　面對突如其來的大雨，金文林沒有慌張，而是堅定地告訴大家等雨停了，再接著播。隨后他和同事搭出一堵人墻，用防濕布蓋著種子，學生們也照著老師的做法把種子蓋了起來。雨下了一個多小時，在此期間，沒有一個人去避雨，大家被金文林的執著鼓舞著、感動著，渾身濕透卻依舊堅持。

　　雨停了，鞋已經陷進地里，穿都穿不住了。大家干脆把鞋脫了，然后一點點的把種子播進去。種子終于在天黑前播完了，所有在場的人深深舒了一口氣。

　　“一年準備三四個月，就這一次播種，3000多袋，全按順序整整齊齊地排好，一二十畝地，全都排完了，天突然下雨，那種心情……”回憶當時的情景，雷廣軍的眼眶潤濕了。

　　最終，種子保住了，金文林卻病倒了。

　　在這樣的敬業精神支持下，金文林通過系統選育、雜交、原子能輻射處理技術相結合，育成了4個夏播優質紅小豆“京農”系列品種，蛋白質含量均超過25%%以上，并具有高產、早熟、抗逆性強的特點。品種得到了日本紅小豆專家和高端市場的高度認可，金文林也因此被日本同行譽為“中國小豆研究第一人”。此外，金文林還構建了自育新品種的DNA指紋圖譜，為保護我國小豆新品種權奠定了基礎。

　　金文林說：“紅小豆是我們的特產，其他國家的品種也是從我國引進的。當時沒人將紅小豆作為課題研究，那么，就讓我來研究好了！”

　　在這選擇背后，卻別有一番滋味。與金老師同在一個科研組的濮紹京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支撐我們多年研究的動力來自于研究紅小豆的意義和興趣。小豆和大豆起源于我們的國家。而中國的大豆被美國排擠的快站不住腳了，在小豆方面的研究我們目前有優勢，能不能保持住這種優勢，能不能讓農民從中獲得收益，這是推動我們一直研究小豆的意義。有了進展，有了收獲，就想把這個研究繼續做好。”

　　“是不是該種小豆了”

　　“小豆研究已經成為金文林老師生命的一部分。”每一位在他病重期間去醫院看望他的同事、朋友和學生都有這樣的感受。

　　從他的床邊擺放的書籍、筆記本電腦和厚厚的實驗數據中，人們看到，金文林牽掛的依舊是他的小豆研究，忙碌的依然是他的小豆課題。

　　“金老師第一次手術期間，還向我詢問數據，我給他送去后，沒想到，他竟然在床邊打開電腦修改了起來。這一忙先后就忙了兩個多月。”金文林帶的最后一個研究生孟玲回想起老師住院時的情景，禁不住心疼起來。而讓孟玲更加始料不及的是，在小豆收獲季節，病重的老師卻突然出現在了試驗田里。

　　孟玲回憶說：“當時正值‘十一’，那天，我一個人正在自己分的地里干活，老遠就看見一輛出租車過來。心里納悶：難道是金老師？他不是去看病了嗎？車門一開，果然是他。原來，醫院醫生‘十一’期間放假，他在醫院呆不住，自己就打車回來了。剛下車，他就過來問我，豆子收得怎么樣？他一邊觀察收獲情況，一邊用手緊緊捂著疼痛的地方。我問金老師，您怎么回來了？金老師輕輕地說了一句：‘我不放心。就想看看，這樣心里踏實，’他看完我這塊地，又要去別的同學地里看，我把他送到一塊隔離墻附近，墻中正好有個洞，金老師就慢慢的從那爬過去，手一直捂著疼痛的地方。”

　　“當時看到金老師的樣子，我就想哭。金老師平時特別堅強，有時候同學感冒向他請假，發現他同樣在發燒流鼻涕，即使難受他也一樣照常工作，一直堅持著。那一次，他肯定是忍受著巨大的疼痛來試驗田的……”孟玲哽咽著。

　　2007年1月，金文林做完手術在家休養。他常常和愛人高建明說，想回實驗室看看自己手術前在溫室里種下的太空種。愛人磨不過他，學校的老師也磨不過他。 1月 17日 ，金文林再次來到了他心愛的實驗室，而這也是他最后一次去實驗室，最后一次看他精心培育的種子。

　　不久之后，金文林病情惡化， 4月 6日 ，他住進了醫院重癥病房，插上了呼吸機，說話非常困難。親朋好友只有在每天下午四點到四點半之間可以進去探望他。此時，他已經說不出話，卻通過口型向愛人高建明詢問：“是不是該種小豆了？種子準備得怎么樣了？”

　　 4月 7日 ，為滿足金文林的愿望，高建明特意把他的科研助手濮紹京叫到他床邊，向他詳細匯報了準備情況。

　　 4月 15日 ，金文林走完了他51年的人生之旅，離開了他心愛的小豆研究事業……